人类历史上曾发生过无数暴行，但鲜有如731部队所为的那般残忍与系统：活体解剖、细菌实验、冻伤测试、人马血交换注射……一群被称为“马路大”的中国人，被当作实验材料送进阴暗的实验室，直至生命被彻底榨干。
731部队在二战期间犯下的反人类暴行，既是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罪行的集中体现，也指向了一段血迹斑斑、无法被美化、更不应被忘却的残酷历史。
正因如此，电影《731》自立项到上映一直保持着极高的热度，刷新多项影史纪录：猫眼“想看”人数断档领先，早在公映前就已突破700万人次；公映后首日票房破3亿元，成为中国电影单片单日总场次与首映日总场次双榜票房冠军。
此间，争议与热度相伴，在舆论场撕裂出了两种声音：有人对它极致追捧，认为它的上映是一次具有时代意义的精神唤醒；有人对它诟病不已，认为它白白浪费了一个好题材，有机会提供惊喜最终却流于平淡。
而导演赵林山更像是“预判了观众的预判”一般，在片尾置入了一句自嘲：“你的故事讲得太差了！”这句“一语双关”的台词，道出了不少观众的心声。
和《南京照相馆》《东极岛》等电影类似，《731》也背负着“铭记历史，吾辈自强”的创作使命，瞄准“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”这一时间节点，对日军的侵华暴行发出控诉，让国人乃至全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于那段被埋没甚至被篡改的历史。
面对那段庞杂且残酷的历史，《731》在叙事结构上选择以一个小人物串联起整个故事。故事发生在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的哈尔滨平房区，731部队在这里以“防疫给水”为名，秘密进行惨无人道的细菌战研究，并大肆抓捕苏联人、蒙古人和当地平民进行活体实验。
姜武饰演的小贩王永章和其他许多普通的中国人一样，被日军强行抓入了所谓的“特设监狱”，而等待着他们的，则是难以想象的非人折磨。
就影片类型来说，《731》更像是逃狱类型片，主要讲述王永章在经历个人成长与蜕变后，带领狱友越狱逃离的故事。王永章及狱友“能否越狱成功”构成了全片最大的悬念。倘若取名“逃出731”，整部影片看上去或许会更贴题一些。
个人感觉，《731》是一部现实意义大于一切、导演野心大于能力的作品。所以要想聊好这部作品，我们应该一分为二地看待它，先聊题材的特殊性，再聊导演的艺术创作。
《731》的现实意义主要由三部分构成——呈现、唤醒以及直面历史。这三部分构成了一种循序渐进的关系，通过呈现日军犯下的种种暴行唤醒民族共同记忆，进而通过直面历史警醒当下，逼着你去思考战争、思考人性、思考和平的代价。
“731部队”全名为日本关东军驻满洲第731防疫给水部队，对外则伪装成“防疫研究室”——1932年由日本军官石井四郎在哈尔滨设立。731部队成立后，曾以“抓土匪”的名义大肆抓捕中国、蒙古、朝鲜、俄罗斯的平民与战俘，进行各种惨无人道的活体实验。
石井四郎是细菌战的狂热追捧者，鼓吹“钢铁制成的炮弹其杀伤力有限，细菌武器的杀伤范围更广大，可重复传染保持长久杀伤，只伤害人畜而不破坏物质环境”。而日军设立731部队的根本目的，正是企图通过细菌战赢得大战，实现称霸东亚乃至全球的野心。比如，其选址哈尔滨，正是为了针对苏联实施北进计划。
石井四郎掌管的731部队视人命如草芥，而电影《731》也对这一点进行了还原。比如，片中被关押的实验对象没有姓名、只有编号，他们被统称为“马路大”（maruta）——一种侮辱性代号，是日语“圆木”的意思。这意味着，在731部队眼里，生命不再崇高，被关押者不再是活生生的人，而是可以随意拆卸、冷冻、煮沸、注入细菌的实验“消耗品”。而电影里的被关押者也因此被“杀”死了两次——先被剥夺了姓名，再被剥夺了生命。
片中最震撼的一幕，就是片尾3513名实名遇难者名单的滚动。名单整整滚动了三分钟，而这里出现的每一个名字，都承载了一段不该被遗忘的生命轨迹，正如影片最后祭出的字幕所说：这里，无人生还，若记得，我便活过。
日本投降前夕，石井四郎等军官为了逃避责难，命令部属杀死了731部队所有在押人员，炸毁研究设备和设施，趁机销毁罪证，并将核心资料转移回日本本土，作为他与美军交易、换取自身豁免的筹码。
但这段历史却并未因此湮灭，只因黑暗中仍有一点点微光，仍有人不断地向历史深处追问，让被掩埋的呼喊重见天日。
记者南香红用长达23年的时间，持续追索细菌战受害者的命运与真相，写成《没有结束的细菌战》一书；细菌战受害者亲属、民间抗战史研究者、感动中国人物王选，通过历时数十余年的调查、诉讼，揭开了细菌战的历史黑箱；包括清水英男在内的多位原731部队成员，勇敢地站出来公开做证，敦促日本政府承认731罪行……在各方的追问与努力下，一件件如山铁证最终被摆到了世人面前。
而电影《731》的真正意义恰恰正在于此——为还原历史添砖加瓦。时至今日，731的罪行仍未被全部披露，相关的影视作品更是寥寥无几。除了电影《731》，大家要想更好地了解那段历史，还可以观看牟敦芾导演的《黑太阳731》（1988）、NHK纪录片《731部队的真相——精英“医者”与人体实验》，以及国内央视推出的10集纪录片《七三一真相》。
说完影片意义，我们再说回影片本身。
就题材来说，《731》对于血腥场面的处理注定会让它陷入两难境地：过于真实血腥可能会流于感官猎奇并引发观众不适，过于克制又可能会削弱历史的震撼力。个人感觉，电影的尺度还是挺大的，即便是对于我这种看惯了恐怖片的观众来说，个别场面仍让人忍不住想闭眼。
但观影途中，我也会不自觉地说服自己：这是一场对暴行的控诉，而非单纯的感官刺激。毕竟，与“731”罄竹难书的罪恶、与侵略者对这段历史的否认、与战后美方出于阴暗目的包庇比起来，真正的“不适”应该是历史本身，而非电影。
平心而论，《731》并非是一部好电影，但也不至于是一部彻头彻尾的烂片。它最大的问题，是影片质量与观众预期之间存在着不小的落差。换言之，就是广告导演出身的赵林山并不像申奥（《南京照相馆》）那样具备一个“讲好故事”的能力。赵林山的创作初衷是好的，可他的创作能力还是限制了作品的最终呈现。
打从风格立意上，《731》就未能找准锚点。作为一部取材于真实历史的故事片，保证真实是首要前提，可影片的表达方式却与这种“追求真实”并不统一，没有采取偏向于写实的拍法，而是加入了很多浪漫化意象，看起来语焉不详。比如，片中突然出现的“花魁道中”场景，一位艺伎带领一群随从在监狱里盛装出行，与周边场景格格不入，让人费解导演究竟想要表达什么。又或者，一个面目凶狠、残忍无度的日本女军官，会在半夜偷跑进监狱，依偎着一名孕妇的肚子睡觉，其行为缺乏动机，看起来莫名其妙。
另外，为了让观众更好地代入角色视角，导演还置入了很多想象戏码。像石井四郎得知生物武器奏效后，幻想统治世界，王永章想象出逃成功时，一个孩子在空中飞这样的超现实戏码频频在片中上演，让人不禁出戏。因为这种场面在现实中很难发生，它们都远离历史真实，源于创作者的艺术想象，所以当观众看到它们时，便会觉得它们出离现实、与影片调性不符，看起来很违和，很难接受。同时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影片帮观众了解历史、正视历史的创作初衷。
不仅风格立意上存在出入，《731》在叙事与人物塑造上也显得松散无力。
导演将故事打散成无数个片段，令观感支离破碎。碍于尺度问题，有些段落像是被硬生生地剪掉了，观影时能明显感受到缺少连贯性。比如，影片中，731部队用“健康换取自由”的方式诱骗平民，随即进行细菌注射、冻伤实验、婴儿标本、毒气、火伤等实验，在呈现这些真实的残酷时，导演明显在收着劲儿的“欲言又止”。
当观众以为残酷的实验场面即将到来，孙茜饰演的孕妇林素贤被送上了手术台，她即将受到非人的折磨，个人命运即将被推向极致，恰在此时，镜头突然一转，转向了焚尸炉附近，而林素贤出现后甚至还保留了一丝意识，交代了“这里无人生还”的遗言后才真正死去。至此，角色的工具人属性被无限放大——其经历被硬生生抹去，只为说完“金句台词”而存在。
类似问题还表现在王志文饰演的杜存山身上。杜存山是最早一批进入731的人，养着一只神秘的耗子，总是说一些神秘的话，我一直期待他能藏着“什么大招”，或是被导演挖出什么更有深度的故事。结果，这个作为“谜语人”的角色，最后只是高喊着自己的名字下线。有传闻说，杜存山原本是日本军医，在良知与军国主义命令间痛苦挣扎。这种带有“反思”意味的人物前史在公映版本里被完全抹除，所以才让杜存山沦为了一个资深而神经质的“狱友”。
配角如此，主角王永章也没有好到哪儿去。作为推动剧情的重要人物，他也被赋予了很强的工具人属性——串联中国人与日本人的重要“桥梁”。王永章凭着小聪明和一点语言天赋逐渐混成了日军的杂物工，借着可以给各牢房送食物的便利，接触到形形色色的狱友，同时他也逐渐发现日寇的伪善与残忍，决定“做一次英雄”，利用自己在监狱各处收集到的情报带狱友逃出魔窟。
王永章从贪生怕死之徒转变为英雄、从“服从者”转变为“反抗者”的觉醒过程，在片中表现得并不充分。观众不知他的魄力和胆识从何而来，只觉得他是为了迎合剧情的英雄主义设定，在“恰当的时间做了恰当的事”。
在狱中，王永章具有明显的主角光环，他的生存境遇远好于其他的中国人。相比其他人，他极少被日本军官压迫，缺乏那种因命运所迫而迸发出的人性光辉。也就是说，他的主体感是缺乏的，只是一个创作者所需要的戏剧棋子。也正因如此，他在片中的种种行为都得到了神化——能在日军眼皮底下闯进实验区域，能轻而易举地杀掉三个日本军人等。
人物立不住，故事的说服力与共情力便也随之大大减弱。所以看完《731》你会发现，即便有感于受害者的悲惨遭遇、愤慨于日军犯下的种种暴行，但《731》又确实是一部经不起深究的电影。
这真的有点可惜。如果影片的故事、人物、表达能够做得更扎实一些，拍得更严肃一些，拍出历史的厚重感来，它真的有机会成为一部现实意义与艺术呈现并重的上佳之作。而现在，它却只沦为了一部意义大于呈现的平庸之作。这是创作者的遗憾，亦是观众的遗憾。